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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核心价值观的两重性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编辑]: [来源]: [时间]:2016-9-19 18:13:22 [阅读次数]:43

孙和平

 

内容摘要:核心价值观对于唤起民众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强大的力量,尤其在一个民族上升时期。但是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唯物主义的分析;当代媒介哲学也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内容方面和“象征化”形式方面的区分。这提示大家,在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坚持其内容方面的本源性,而警惕将核心价值观“象征化”、教条化。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象征化”,社会主义,“信仰条款”

 

一、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质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广为宣传。但是习大大总书记早在2013年“两会”的闭幕会上的讲话强调了这个价值观必须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的。他说:

“大家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大家的奋斗目标。”

习总书记将“核心价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是值得关注的。因为24字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是有差异的,或者说,同样讲核心价值体系,某些观念上的关注点与人民群众所关注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价值取向,无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对现实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告诫大家,在考察社会的变革时,必须把下面两种情况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 马克思重视的是第一种情况,而对第二种状况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大家判断一个社会就跟判断一个人那样,不应当以它的意识为根据,而应当以它实际的现实矛盾为根据,因为这个意识本身必须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得到说明。应当注意,马克思的意思是,人们(尤其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们)总是站在社会意识形态之中来看待事物的,他们并不意识到其意识形态是被现实存在决定的,他们只是意识到某种冲突,且只能用意识形态的形式(例如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形态)来解决和克服这种冲突。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性看作类似于视网膜上的光学“倒像”那样的东西,[2] 即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带有主观性和虚假性,而真正的现实却在它的视域之外。这个虚假性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问题所在。

大家在理解和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就应当认识到在坚持价值观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意识形态本身的主观视角,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张的客观的、科学的视角。后者要求大家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应当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意识到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和非本质性,意识到社会意识在反映社会存在的时候所具有的“倒像”特性,从而真正把握现实的矛盾。但前一个视角又是不可或缺的,(从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出发,)它对社会的发展又是起积极作用的。一个社会之所以坚持核心价值体系,是因为在一个社会形态之内它是大家力求克服社会存在(现实)矛盾的唯一途径,失去核心价值体系这一视阈,大家就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框架或手段。

下面大家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进一步揭示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这种两重性。

二、价值观的哲学和历史分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引导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这个价值观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史地形成的,逐渐被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并自觉加以贯彻。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现在中央将这个价值观体系化、理论化,为的是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重新激励人民的士气和共同的意志,对社会存在做出强有力的反作用,并力图用以克服社会存在中的现实矛盾。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的产生,回顾世界近代历史,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和崛起,都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思想基础、精神凝聚力和引领前进的旗帜。欧洲的启蒙运动推翻了神权,实现了人的思想解放。当时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哲学家,不仅引领了时代的思想,而且凝聚了社会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休谟的《人性论》,它不仅阐明了经验认识原则,而且也以怀疑论的方式建立了理性的批判意识(包括对康德的影响)。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区分了“信念的事情”(Glaubenssachen)和“信仰条款”(Glaubensartikel),前者是指纯粹实践理性本身的运用即最高的善,它既不能在可能的直观经验里被证明,也不能在理论理性里被证明。例如早期基督徒那里的“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就属于“信念的事情”。而后者则试图用理论来证明“信念的事情”而逐渐转变为“信仰条款”。例如基督教哲学特别是后期的天主教教义就属于理性化的“信仰条款”。但康德认为,后者并不总是与前者对立的,如果大家在“信仰条款”中无论在内心还是行为上都遵从对“信念的事情”的认识,那么它仍然是自由的保证,并与主体的道德是一致的。[3]

应当注意康德在这里的批判意图,这就是如果“信仰条款”变成某种思辨理性所研究的“科学”的东西,它将逐渐不再使人在内心和行为上遵从对“信念的事情”的认识,即不再被经验(内心信念)所检验,那么它对于大家的认识能力来说就是超越的(überschwenglich)。这时的“信仰条款”变成具有自主假象的、不可证伪的东西。例如“神学”和“心灵学”(Pneumatologie)就是这样的东西。[4] 显然,康德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于休谟对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其核心在于理性应当具有经验的可检验性——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价值所在。

从历史上看,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真实性和精神力量大都体现在一个时代初期或上升时期,这就是“信念的事情”。早期基督教、早期启蒙主义或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这种真实的精神力量。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价值观似乎必然地会固化为一种僵硬的教条,它从“信念的事情”蜕变为“信仰条款”,并与既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这时它就失去了早期的那种革命力量,反而变成某种阻碍思想解放的障碍,因此改革和革命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例如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本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及19世纪末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都是日本明治维新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的运动。而在今天,世界范围的思想教条化状况之严重,以致麦金太尔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道德筹划”现在已经完全失败[5]。因此世界范围的改革和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休谟和康德等人的批判精神今天依然被许多思想家所继承。20世纪的语言分析哲学所做的“指称”(综合)和“意义”(分析)的区分研究,最终导致奎因以“没有教条的经验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有力批判;波普的“证伪主义”也继承了批判性(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对不可证伪的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今天的媒介哲学(Medienphilosophie)也依然保持着康德式的批判理性,它把媒介的意义形式和媒介的意义内容区分开来:意义的形式部分被鲍德里亚等人称为“象征的形式”,它是大家今天尤其要警惕的东西,因为它在今天已经成为典型的外在利益[6] 的媒介物。与早期的思想激情和论战性相反,这时的言论转变为独断论的、不可交流和自言自语的东西(“信仰条款”)。今天在某些人那里的“核心价值观”与物质财富、地位、荣誉、金钱等外在利益相联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保守的思想上层建筑,即机械化(autonomie)和僵化了的那部分观念,它的特点是空洞化和“象征化”。鲍德里亚说:“对大家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7] 大家对这种象征性的东西并不陌生,在那些台上讲核心价值观,台下搞腐败的贪官身上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些“象征的形式”;而不搞腐败的官员也习惯于这种说话方式。但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与他们谋求的外在利益绑定的。意识形态进入这种机械状态就表明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人成了物的副产品,看起来人们还在说着一些“努力”、“积极”、“认真”之类的主体性话语,但事实上他们变成了物的奴隶,就像被金融衍生产品完全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为那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说这种“核心价值观”是“机械化”的、象征性的。如今的中国百姓们对这种象征性的语言深恶痛绝,因为它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严重束缚和禁锢人们的思想,阻挠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深入地分析这个问题,可以发现这种形式化的语言是与GDP至上、权力迷恋、以及传统增长模式紧密相连的。(鲍德里亚认为如今的劳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都是围绕着“象征”运转的。)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不仅我国存在着核心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形式化问题,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且病情严重。不仅麦金太尔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筹划丧失信心,鲍德里亚也沮丧地说这个世界“不再有(真正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些仿象(象征)”[8]。全世界都已经看到,当如今的西方国家某些政客侈谈“自由、人权”的时候,已经心照不宣、集体默认地与他们既定的利益相互绑定,它已不同于18世纪那些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真诚地为之奋斗的信念了。

马克思补充了黑格尔认为的历史总是出现两次的观点,认为第一次是作为悲剧,而第二次则是作为喜剧出现的——后来的资产阶级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身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内容,就必定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当年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以及重拾其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和幻想。尽管他们总是打出当年革命时期的旗号,但是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屁股上仍然打着狭隘的、残余的印记时就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9]

但是从内容到形式化的蜕化在历史上不是界限分明的。除了意识形态象征化的趋势之外,总有某些人们还在努力保持当年伟大历史悲剧高度所需的真诚性和真实性,它与前一种情况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听上去二者似乎说着同样的语言)。它的特点是在原有的形式中坚持指向意义的内容方面,力求对上层建筑中僵化的话语体系有所突破和创造,以便将无效的、形式化的语言有效化,使意义的内容方面凸显出来。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今天学习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是顺应民意的、进步的、符合改革方向的。事实上大家也发现,无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中央都强调了“实践”、“践行” 或“落实”,这些表述本身就蕴含着防止将这些核心价值观形式化和象征化。那么什么是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大家在核心价值观中常说的东西——要去落实的东西,而不是说的东西——说辞本身。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性和现代性

打破某种形式的东西需要追根寻源,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海德格尔要追问“存在”那样,需要拨开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层层迷雾。因为象征的东西具有了一种魔力,人们对这种魔力着迷。只有抵御和解除这种魔力,大家才能真正还原核心价值观的原初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大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那它说的是什么呢?它既不是一个深奥的东西,也不是用来吓唬人们的大旗(象征的形式)。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劳动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0](注意这里的阅读应当是从近到远,而不是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毛爷爷第一代领导至今,尽管各个时期的任务有所变化,但其宗旨都是为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是其核心人群)。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语言本身不是宗旨。上述“象征的形式”之所以变成形式的东西,是因为这种说词本身不仅“遮蔽”要说的内容,而且它具有了特殊的魔力:就像某些人不再努力工作去挣钱,而在崇拜金钱的魔力中无须努力工作一样。如今大家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止步于它的正统光环,似乎它除了表达某种“不可触犯”的圣物之外,就只剩下折磨学生记忆力的考卷上的东西。事实上温总理经常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源,那就是让人们有书读、有房住、有活干、有医生看、有安全感、还要有起码的尊严,如此等等。日常语言学派嘲讽那些滥用哲学语言的人:他们就像慕名而来要看一下心仪已久的“牛津大学”的游客,参观了一大圈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图书馆、教室、实验室等等之外还想看看“牛津大学”,导游告诉他们:你们看的那些就是“牛津大学”,没有别的。同样,大家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灵魂”,但大家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个“灵魂”除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之外,没有别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因为它是大家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只是少数人翻来覆去的说辞(它象征某些既定的利益),人民群众对此敬而远之,而感受到是贫富差距,是被教育、医疗、房子、物价、就业等等长时期地困扰而孤立无助,那么这个主题就不再是人们的共同理想了。人们只能各显神通自己想办法:比如“胶囊公寓”,比如“蚁族”,又比如比“打酱油”、“偷白菜”,这如何能与开宝马住豪宅、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们形成“共同理想”呢?让大家回溯一下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他把社会主义就看作人们期待的小康社会,他对日本人说:“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人均8百美金。……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11] 而如今这个8百美金的人均目标早已达到,而全面的、共同的小康生活似乎总是遥遥无期。社会主义的公权本来应该对抗资本的盲目扩张,而如今二者走到了一起。“共同理想”被严重撕裂: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基尼系数高达0.473 [12]。当北京的某所贵族小学的小金库里放着一个亿的闲置资金,而偏远乡村破屋渗漏的小学校里瑟瑟发抖的孩子们坐着自带的板凳的时候,这如何形成共同理想呢?

事实上,当象征形式挤压或遮挡了意义的内容方面之时,也就是改革和创新的发生之日。改革就是摆脱被利益绑定的象征形式,真正把说了千百遍的东西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这才是大家的唯一出路(这恰恰是那些说辞的实现而不是背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意识形态固有的滞后性,但改革和创新总是不可阻挡的。例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农民人大代表的比例终于与城市代表一致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将呼之欲出;国务院下文要求垄断集团提高税后上缴利润;城乡统筹建设也在逐步实施;改革从效率转向公平;利益取向从少数人和集团向多数人和全社会转变;社会保障和民生事业受到广泛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纲要以及今年教育部主抓的教育公平化,等等。尽管这些离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理想还相差很远!

那么这样一种改革是什么性质的呢?当大家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的时候(“灵魂”、“精髓”、“基础”这些词汇说多了,也是“象征性”的表现),按照本文的理解,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培养和教育我国人民群众树立和形成理性爱国的现代公民意识。为什么这么讲?撇开象征的东西(以及被绑定的沉重的利益考虑),大家不难发现,不仅24字表达,而且“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对于任何民族和任何社会制度都是适用的。因为它只是大家的道德底线。而对于“中国特色”——中华传统学问——对当今中国人的深刻影响,不管你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欣赏也好,反对也好;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总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根深蒂固,已经是“集体无意识”。既然如此,那又何劳要把这个东西当作“重中之重”来加以大力贯彻和落实呢?实际上,当今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无法改变其传统的东西,即使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而重要的在于,人们在相互交往的今天懂得如何与他人、与其他民族、其他宗教、其他人群和睦相处、和谐共存!而这就是现代道德要求人们学习和遵守的现代公民社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就要求大家(以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爱国的同时学会敬重他人、他国的利益。对于传统必然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改造,因为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只能是现代意识中的传统,它是不能回去的(回去是复辟)。这里无需什么深奥的理论,就像每一个人都知道与邻居、与他人、与环境和睦相处,就是最好的爱家一样。这样一来,世界就是多样的、和而不同的。

四、结束语

一个崛起的民族和国家都必然地具有世界意识(而不是狭隘的民族意识)。古希腊晚期的斯多亚学派提出了“世界公民”概念,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一个即将到来更加开放和广大的世界(不仅指古罗马的实际疆域,而且还指一个更加广大的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域);康德尽管一生隐居在那个叫做哥尼斯堡的小镇里,却同情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革命并始终坚持“世界公民权”;被马克思批判而又高度评价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了现代“世界历史”及其意识;而《共产党宣言》最后的那句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唤醒的实质上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摆脱了资本束缚的新的世界意识(它改造了“正义者同盟”本来的“人人皆兄弟”口号)。如今,大家真正的爱国主义及整个核心价值体系只能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舞台上才能够绽放出改革创新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

人民群众欢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像“牛津大学”里的那些不起眼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它们是人民福祉的真正所在,并支撑着那个象征的、响亮的牌子!    

 

参考文献:

柴毅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 2003年版。

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编辑系湖州马克思主义讲习所讲师)




[1]  柴毅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30页

[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韦卓民译,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30(91)节及第143页的注释;参见德文原文,网络资源http://www.korpora.org/kant/aa05/469.html

[4] 同上,第148页;http://www.korpora.org/kant/aa05/473.html

[5]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 2003年版, 第65页及以下:第5章“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为什么必定失败”

[6] 同上,第239-243页 。“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是麦金太尔的核心术语,后者指金钱、权力、荣誉和地位等自身的价值,而失去了它们本来应该用来标示和服务的对象,即社会所需要的人的实践能力的“内在利益”的东西。

[7]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3

[8] 同上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274页、604页及以下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11]  柴毅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12]  新华网发展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231777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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